【基本信息】

姓名：刘少傥

出生年月：1916年9月

籍贯：山东新泰市

入党时间：1932年4月

在校时间：1946年2月至1946年10月，

工作单位：山东省警官学校

职务：副教育长兼组织人事科科长。

【革命历程】

1937年毕业于山东济南乡村师范学校。从事过新泰、济南地区中共的地下工作，组织并参加了山东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教导员。1938年5月起，参加延安马列学院、中共中央社会部保卫训练班学习，任延安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

1945年10月起，历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山东省公安总局科长、山东警官学校副教育长、华东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鲁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1947年任中共鲁南区党委社会部第一副部长、鲁中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47师代政委。

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处长、华东公安局治安行政处处长、苏北行署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江苏省民政厅厅长、中共江苏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江苏省委政治部副部长、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淮阴专员公署副专员兼科委主任、中共淮阴地委常委、华东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兼任上海市法学会副会长、顾问。1947年，在鲁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工作期间，曾荣立三等功一次。曾被选为江苏省第一届、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江苏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

【红色记忆】

日本投降以后，我们解放和接管了一批中小城市，迫切需要有一批懂得业务的我们自己的警察队伍，去接管敌伪警察机构。另一方面，蒋介石还控制着接收大权，妄想独吞胜利果实。为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一定要继续解放和接管一些大中城市。根据“双十协定的精神，还要准备把一部分要整编的军队，转为公安部队或城市警察，以保存我们的实力，不致被蒋介石反动派吃掉。根据这个指导思想，1946年5月，在临沂创办了我们党的第一所警官学校即山东省警官学校。

提起办警官学校，那真是个新鲜事物。过去我们虽有过一些锄奸保卫工作的经验和对付隐蔽敌人的办法。但是，对于接管大城市、维持城市社会治安、同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作斗争，还从来没有做过。华东局决定筹办工作由军区保卫部和省公安总局共同负责。筹办这个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是梁国斌，他是华东局社会部的副部长，也是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校长，梁国斌和杜明两位同志任副校长(以后舒同不兼校长了，由梁国斌任校长)。我与盛同同志任正副教育长，具体负责学校党政领导和组织教学工作。校部设有教研室、组织干部科、总务科和一个大队部。教研室主任是王健，组织干部科由我兼，总务科科长是杨友和，大队长是张席真，教导员是陈志坚。梁国斌在筹办过程中，表现了极大的智慧和才能，他敢想敢干，勇于创新，他在作报告时说：“我们这个学校是新型的抗大式的学校，过去我们处在战争时期，主要任务是打仗，现在党要求我们搞和平建设，接管城市，我们就要学会我们不会的东西，要在干中学。”这所抗大式的警官学校就这样办起来了。

警官学校的校址在离临沂城十多里的梨巷村，校舍和课堂都是借用群众的房屋和个别逃亡地主的宅院，校部工作人员住在一个逃亡地主的四合院。这个四合院中间的空地，就是学员集中上课的露天课堂。学员共有200多人，组成了两个队：一个警官队，主要是部队连排骨干和地方公安部门县股长以上的干部，少数是从学校调来的有中等文化的知识青年；一个学警队，主要是部队的班排骨干和公安保卫部门的侦察员、警卫员。分别住在梨巷村周围的小村庄里，生活基本按连队建制编队，以队成立伙食单位，队以下设分队，每个分队有三四个班．警官队还有一个女生班。队长由校部委派，分队长以下的于部，都是从学员中产生，警官队队长是范权功，支部书记是于云；学警队队长是蓝志彬，指导员是严检行(女)，文化教员是方萌(女)。学员由于大都来自连队，能唱革命歌曲，还有个别是文工团来的，教唱歌的任务也由学员自己承担，每天吃饭前或听课前都要整队唱几个歌，生活紧张活泼，学校办得很有生气。

我们没有现成的教材，每个阶段的讲课内容，都是邀请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根据学校课程安排，先来作报告，由学校指定专人整理编写尔后形成教材。后来调来了几位从上海国民党警察局撤退到解放区的地下党员，他们曾在上海敌伪警察局从事地下工作多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熟悉城市生活和警察局的内部情况。如张席真、刘潘泉都是原上海市国民党警察局地下党支部的前后任书记，以后又调来了刘友洁、刘继霖、苗雁群等同志，都是我们教学工作上的得力人才。他们给学校介绍了敌伪时期上海警察局的情况、组织机构情况、国民党特务系统以及他们内部矛盾情况和上海地下党与其斗争的情况，加上我们手头保存的一些敌情资料，由此整理、编写成比较系统的资料，作为我们的基本教材。教员主要是请军区保卫部和省公安总局的部门负责同志讲课，课程内容有政治形势、城市管理、交通户籍、政治保卫、刑事侦察、国民党党派及日伪特务组织系统等。

学习半年后，从10月开始分别到地方公安部门实习，警官队到省公安总局，在临沂城区内由省局指导进行城镇社会调查。我同大队长张席真带领学警队部分学员，到莒县农村配合县公安局搞剿匪工作。历时一个多月，边学习，边实习，理论联系实际，效果很好。在社会调查中，实习学员还和公安总局的同志一起，破获了几起案件。其中较大的一起是原华中党校副校长朱文章失踪一案。当时华东局机关因国民党蒋介石的飞机经常到临沂城内扫射，就搬到城南郊区农村，住在群众家里。朱文章是个棋迷，几乎天天要到邻村去找原淮南行署的一位负责同志下棋。有一天，朱文章去邻村下棋，突然失踪。案发后，省公安总局组织力量作为重点案件侦破。特派侦察队长陆斌为首组成侦察小组，就在这个庄子住下来。我校警官队一个实习组的学员也参加了他们的侦破活动，一起作社会调查，基本掌握了这个村子的政治情况。侦察对象集中在几户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的家属身上。侦察人员明确分工，密切监视他们的行动。有一天，侦察人员到井上打水，发现有个妇女头上戴的斗笠帽带有点特别，不像当地产品，颜色是黑白夹花，当地是很少见的，而且系在一个很陈旧的斗笠上，也不大相称，看上去很不协调，就产生了怀疑。经过进一步调查，朱文章也曾经有个草帽，是用这种帽带的。于是对这个妇女做了进一步调查。经查明，她是一个逃亡匪特的家属，其丈夫最近也确实回来过。抓住这一线索，便对这个妇女进行了拘留审查。审查结果证明，这是一起国民党武装匪特杀害我干部的政治案件。朱文章同志就是被这股武装匪特杀害的。国民党匪特利用反革命家属的关系，秘密窜回，了解我驻军情况，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对朱文章同志的行动规律已有了解。那天晚上，下着小雨。朱文章下完棋回家，经过庄头时，突然被几个歹徒从背后扑上来，卡住脖子用麻袋套头，背着就跑，投入井水中害死的。说也凑巧，朱的帽子被匪特带回家中烧毁了，但帽带被匪特的家属用了，正好成了这次破案的重要线索。这个案子的侦破对我们警校学员来说，是上了生动的一课，这是书本上找不到的。临沂是新解放的城市，是国民党游击司令王洪九的老巢，社会情况很复杂。地主、富农、还乡团和敌伪家属很多，这些人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他们常常利用这些社会关系，暗中窜回来残害人民，进行破坏活动。如果警惕性不高，思想麻痹就会出乱子。朱文章同志被害的案件就是一个极大的教训。

警官队实习的另一组住在临沂城西门内天主教堂的修道院里。通过社会调查，也发现了一些修道院的罪恶内幕。这个修道院原是美国天主教会主办的，院内原有20多个修女，还有一个孤儿院。我们进城时，已经是人去楼空，修女、牧师都跑掉了。这所修道院房子比较宽敞，除学员30多人住在这里外，校部工作人员也住在这里。后院有个大花园，已是野草丛生。在一次打扫卫生、清除杂草的时候，从土堆中挖出了很多儿童的骷髅。原来这里的牧师、修女竟是残害儿童的刽子手，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美名日“慈善”，而实际上干的却是另外一套．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他们在“慈善”的幌子下，用儿童做医学上的试验品，有的人还没有死就活埋了。我们根据这些社会调查所得的材料，以教堂为课堂，控诉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麻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和特务活动的罪行。

由于时局的变化，警校只办了一期就停办了。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战，战火已经烧到了临沂。飞机天天在临沂上空袭击骚扰。到1946年11月，学校不得不迁到沂河东边的板桥崖坊庄一带进行了结业典礼，同时宣布了警校停办，各自奔赴新的革命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