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安的奠基者

怀念梁国斌

沈爱平

 

 

梁国斌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时期，曾任汀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国家保卫局侦察部长，特委保卫局长，分区肃反委员会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闽西南省委驻龙岩办事处主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法处长，淮南路东保安处长，地委书记，新四军政治部锄奸部长、保卫部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部长；上海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长。后随军南下，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省公安厅长。以后又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中共华东局委员、社会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公安局长兼华东公安军政委；1954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1958年担任公安部副部长；1965年又调回上海，担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分管政法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梁国斌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关进监狱八年之久，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但他始终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公安政法工作。梁国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政法、公安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一、坚决跟着共产党走

1910年2月，梁国斌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城关镇一个工人家庭。1927年，正当革命最艰苦、暂时处于低潮的时候，年仅17岁的梁国斌毅然参加了革命。192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担任长汀县城区郊区支部书记。同年深秋，震动长汀、瑞金等县的古城暴动前夕，他接受上级交给的运送枪支弹药的任务，要将一批武器从长汀运往几十里外的暴动地点。面对这一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他坚定地向当时的区委书记毛钟鸣表示：“我保证，限时限刻地把武器运到！”接受任务后，他与黄继烈同志商议运送方案，率领支部同志们，避开敌人的警岗哨所，连夜翻山越岭，非常机警地准时把枪枝弹药运到古城暴动埋伏点。从而保证了这次暴动的胜利进行，一举全歼伪县长、伪警察局长等反动官吏和豪绅恶霸。

1930年后，梁国斌开始公开参加苏维埃工作，曾任汀州市苏维埃政府分配房屋财产委员会主任，工农检察部长，市委代理书记，市委特派员兼工人赤卫军政委，福建省委监察委员，省国家保卫局侦察部长，特委委员兼保卫局长，分区肃反委员会主任等职。由于他对党的无限热爱，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对自己严格要求，勤奋学习，迅速成为当时苏区名声颇大的年轻有为的革命者之一。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陈毅、张鼎承、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被留在闽西赣南地区坚持游击斗争。此时，梁国斌担任长汀县苏维埃政府的特派员，被派往宁化、清流从事保卫工作，保卫党政军首长的安全。1935年8月，在宁化、清流的一次战斗中，因弹尽无援，梁国斌被数名凶恶的敌人拦腰抱住，不幸被捕。敌人将闽赣战斗中被俘者集中瑞金，然后按口音分别押往原籍，识别身份，加以惩处，这是敌人的一条毒计。当时，长汀的地下党员罗化成同志（曾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暴动领导人之一）也不幸被捕，梁国斌用暗号和他取得联系。因为他们两人在长汀一带颇有名气，当地敌人非常害怕也非常痛恨他们，梁、罗两人知道若被押到原籍长汀，一定要遭敌人杀害，故设法在押送途中逃走。从瑞金到长汀80里路程，敌人本计划一天押送到。但罗、梁二人一路上故意磨磨蹭蹭，结果走到离长汀城还有30多里的地方，天就黑了下来，押送的敌人不得不让被押解的俘虏们在路旁的破庙里住宿。当夜，梁国斌和罗化成利用敌人睡觉之际，磨断捆绑的绳子，乘着夜色逃到深山上的一座庙里躲藏起来。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及地主武装卷土重来，妄图彻底消灭共产党。他们进行残酷的清剿，移民、并村、封山、断粮，什么毒计都使出来了。罗、梁二人异常机警地躲过敌人多次搜山，没有粮食，就以野菜、野果、虫蛙鸟兽充饥，日晒雨淋，风餐露宿，连身上的衣服也霉烂了，生活极端艰苦。但是，他们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坚信总有一天能找到党。后来，罗化成不慎被蛇咬伤，梁国斌懂医术，他用力将伤口的毒液挤出，清洗了伤口，但终因缺乏药物，致使毒性发作，伤势逐渐加重。几天后，肿至腹部，生命危在旦夕。为此，梁国斌冒着危险于深夜下山，来到地下党员老李的家。到他家后，他妻子说老李已被敌人杀害。梁国斌就通过她找到了自己的母亲和弟弟梁友三，由弟弟找到了党组织。大家设法弄到蛇药、粮食、盐等物品，让梁国斌连夜带回深山，治好了罗化成的伤。此后，地下党组织派谢代盛同志担任他们两人的秘密交通员。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群众的支持，梁国斌和罗化成更加信心百倍，坚持斗争。

后来，党组织考虑长汀白色恐怖严重，为了保存干部，派梁友三和谢代盛护送他们经南昌，绕道上海乘船去香港，结束了在深山野庙中50多天的艰辛生活。

1935年11月，梁国斌和罗化成抵达香港，先找一处僻静的小旅馆住下，然后按区委书记毛钟鸣写给邓芳（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哥哥）的亲笔信上的地址，找到了邓芳的寓所。由于人地生疏，一时无法找到党组织。他们先在铜锣湾贫民区租了一间小木房住下，为了便于掩护，罗化成改名为邓坤，梁国斌改名为邓耀南，与邓芳兄弟相称，二人靠养猪、种菜度日，维持艰难贫困的生活。但是，因为一直未和党组织接上关系，他们感到很苦闷。邓芳见状，就给他们介绍认识了几位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他们就组成了一个九龙工作委员会，发展了几十个人，还办了一个小册子《铁流》。

一天，邓芳兴冲冲跑来告知，他通过关系，已给梁国斌和罗化成找到了好差事：罗化成去当小学教员，梁国斌去学开电车。他说：“愿意去的话，将来都有好日子过。”

这两种职业固然收入颇丰，但接触面广，身份易于暴露。作为共产党员怎能只图安逸而将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抛弃呢？想到此，他俩婉言谢绝了邓芳的好意。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俩立下钢铁誓言：身，纵陷绝境，宁求一死；心，绝不离党、叛党！

1936年夏天，梁国斌、罗化成终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二人欣喜若狂，如孤雁归队，失散的孩子重新投入母亲的怀抱，他们向党组织详尽地汇报了来港的情况，党组织审查了他们的表现之后，便决定让他们参加党组织的活动。

 

 

二、龙岩办事处主任

1937年8月，中共南方局根据梁国斌、罗化成的请求，派他俩到闽西南张鼎承、邓子恢、谭震林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即后来的新四军二支队）工作。

9月，二人参加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从延安回来的方方同志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乐彩网17500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指示。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斗争十分复杂，蒋介石采取政治欺骗和军事进攻的手段，妄图乘机吃掉我们的部队。而在王明右顷投降主义的影响下，我们有些同志放松了对国民党的警惕，使我们的军队受到了一些损失。闽南一支经过流血奋战的红军游击队被国民党广东军阀包围缴械。这次会议，使与会同志对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自卫”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会后，张鼎承司令员把梁国斌找去，谈了龙岩的情况，说：闽西南省委决定，让你担任闽西南抗日义勇军驻龙岩办事处主任。张鼎承司令员把主要任务交了底：继续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当局联络，领取军费及物资；扩大我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宣传，扩大政治影响；联系和护送各地来抗日义勇军的干部和青年；以及秘密发展党的组织。

龙岩是闽西南的要地，局势复杂，斗争很尖锐，虽然邓子恢等同志已经与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达成协议，但是国民党仍然千方百计限制我党的活动，对我戒备森严，在办事处周围布满了特务监视。在这种情况下，梁国斌以办事处主任的身份经常会见龙岩的军政界、工商界、文化界等各方面的上层人士，向他们宣传我党的主张，争取他们的合作。标语、传单在城内四处张贴、散发，救亡歌曲满城传唱，死水一潭的龙岩城出现了热烈的抗战救亡气氛。

当时，国民党地方政府被迫接受我们提出的“停止敌对行动，实现共同抗日”主张，并达成协议：抗日义勇军停止打土豪筹借粮款，由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每月供给数千元的军费。但是，两个月过去了，军费仍无着落，我们这支部队的给养成了大问题。

国民党当局拖延不给，梁国斌几次找专员、师管区司令交涉。他开门见山地质问：“我们的部队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在白沙洲集训，准备开赴抗战前线的，这完全是符合民族大义的光明举动，你们想在军费上做文章，设置困难，就不怕承担破坏协议、破坏抗战的责任吗？”

专员听了，一面答应请示上级，一面又无理指责共产党“借这件事在外搞蛊惑宣传。”

梁国斌义正词严地反驳道：“我们共产党就像大庙里的钟，轻撞轻响，重撞重响，你们办得事情没有道理，难道还不让人说明吗？！我们闽西南红军游击队同你们打交道多年，是老相识了，你们也很清楚，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你们‘围剿’了三年，想饿死、冻死我们，这都没有办到，更何况是今天！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是有办法的，既然你们首先违反协议不发军费，那么我们也可以按照‘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原则，向有钱人家‘借’一点款，这不是打土豪，而是你们逼出来的。”

以后，梁国斌派人一天几次去催促，又加上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逼得他们几次打电报给省政府，要求赶快把军费发下来。

深秋的闽西，寒意逼人，而支队的干部、战士及家属还缺乏过冬的衣服。为了让同志们尽早穿上新军装，梁国斌决定通过商会，向布店借布，缝制军装。 一天下午，梁国斌将龙岩城里各布店的老板都邀请到办事处来，寒喧一阵后，他便通报了国民党违反协议克扣军费、企图刁难我们部队的情况。他对这些老板说：“我知道诸位都是愿意抗日、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的。眼下即将入冬了，而我们部队的军装至今还没有发，我们希望诸位能暂时借几匹布，帮我们解决眼前的困难。”

为了打消他们的故虑，梁国斌又说：“诸位不要担心，共产党向来说话算数，我们借归借，拿归拿，只要省政府的军费一到，立刻就把布款还给你们；假使有人要破坏统一战线，闹分裂，撕毁协议，不发军费，你们也不要害怕，红军就是打土豪也会还你们的，决不少你们一文钱！”

商人们听了，一方面觉得国民党太不讲理，另一方面他们想到自己的家属和财产大都在乡下，也害怕我们打土豪连累到他们，于是连连点头，纷纷表示同意。当天，各家布店就你五匹、我十匹地把布送来了，把办事处的厅堂堆得满满的。梁国斌等人又找来许多裁缝师傅，连续几个昼夜不停赶制，做好了几千套军装，立即派人送到支队。当几千名战士每人发到两套崭新的军装时，无不欢呼雀跃，士气更加高昂。

10天后，国民党省政府在我方的一再抗议下，终于把军费如数发下来了。梁国斌又把布店老板们召来，把赊欠的布款一一还清。老板们见共产党如此讲信用，纷纷掏出钱来，作为“外水”酬劳。梁国斌一一谢绝，并向他们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如果你们认为布价太高，可以降低一些，那你们看着办；但是，我们是不会像国民党军队那样，七折八扣来打你们的算盘，或者要你们的‘外水’的”。老板们很受感动，回去后都成了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经济限制，非但没能卡住共产党人的脖子，反而在群众中输了理。 龙岩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逐步影响到周围各个县。但是，长汀一带的局面一直没有打开。长汀，是我们闽西红色根据地的中心，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红四军入闽后，长汀人民就跟着共产党，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踊跃参加红军，不屈不挠地同蒋介石反动派浴血奋战，打出了红色的政权。在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指引下，革命事业一片兴旺。后来，由于王明极“左”路线的统治，红军没有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西征，从此长汀人民重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把对红军的怀念，对反动派的恨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日夜盼望着红军早日归来。

一天，张鼎承司令员电话通知梁国斌去一趟。一到司令部，张鼎承司令员就对他说：“新四军军部要我们派人到长汀去接电台和干部。你是长汀人，情况熟悉，这个任务由你去完成最好。”

张鼎承司令员指示梁国斌带领一个连，不仅要安全、妥善地把干部、电台接到，更重要的是到长汀去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政治影响，打破敌人的欺骗。同时又告诉梁国斌：支队北上抗日行军的路线要经过朋口、长汀等地，你要借机了解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况，为将来支队的行军作好准备。

次日清晨，梁国斌带上一个连的战士分乘几辆汽车出发了。暮色降临时，他们赶到了长汀，梁国斌的心情非常激动，这里是他的家乡阿！梁国斌安排部队先在车站休息，他带着警卫员去专员公署，联系接干部和电台的事宜。在联系中，他了解到长汀城内驻有国民党保安第八团的部队，为了预防万一，他把部队带到小校场原来的省苏维埃保卫局旧址住下。当晚用电话与新四军瑞金办事处主任肖忠全联系，得知干部和电台还要等几天才到。于是，第二天他就马不停蹄地到专员公署、保安团部、县政府、县党部和商会等处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了解长汀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长汀的人民群众奔走相告，纷纷来到部队的驻地看望。长汀的各界人士也到部队办公的地方拜访。每天晚上，梁国斌的家中都挤满了人，许多在城里、在山上坚持斗争的干部、党员以及群众来纷纷来看望梁国斌，叙谈这几年的艰苦斗争，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表达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怀念。

不料，情况突然起了变化，新四军瑞金办事处遭到国民党江西保安团的袭击，肖忠全同志英勇牺牲，所有的干部和电台全部被敌人扣押。国民党顽固派又在制造新的事端，长汀突然吃紧！城外的敌人纷纷调进城内，形势十分紧张。面对这种情况，梁国斌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派人回龙岩向支队司令部报告，以取得上级的指示；另一方面，他带一名干部和警卫员，到国民党保安团团部“单刀赴会”，强烈抗议顽固派袭击我瑞金办事处的罪行，揭露他们的阴谋。

梁国斌厉声责问他们：“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日寇侵略之时，有人公然践踏‘停止内战，一切对外’的协议，悍然袭击我新四军瑞金办事处，枪杀我办事处主任，抓走我几十名干部，抢走电台，难道这就是你们平日口口声声高喊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吗？”

保安团长万万没有想到梁国斌等人这么快就得到了“瑞金事变”的消息，一时慌了神，只得推脱说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梁国斌紧追不放，逼得他没法，不得不承认这个事件是“破坏抗日救国的行为”。

梁国斌话锋一转，单刀直入：“贵军既然知道这是破坏抗战的行为，那么，请问，你们调动那么多部队进城，在全城布置戒严，是为了什么呢？”

保安团长狡辩说，这属于他们的内部调整，外界不必过问。

“可是，你们在我们的驻地周围增岗加哨，构筑工事，并且派来大批便衣特务，尾随监视我们，这一切又该作何解释？！”

保安团长见再也无法掩盖，终于漏出真相，反咬一口：“我请你们也要注意不做赤化宣传，扩大武装。”

梁国斌当即严词驳斥：“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均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国民党当局也曾许诺给人民许多抗战自由。我们在长汀忠实执行自己的抗日救国宣传，同时拥护国民党的抗战诺言，争取各界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的活动，何罪之有？我们揭露日寇暴行，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这样的宣传活动，何罪之有？至于广大热血青年强烈要求参加抗日武装，开赴前线，这更是符合民族大义的壮举，何罪之有？！今天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旦夕，全国人民无不为之痛心疾首，而你们非但不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反而对我党的抗日活动横加限制，甚至处心积虑地要破坏统一战线，你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博得日寇的喝彩而遭全国人民的唾骂！”

保安团长理屈词穷，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他害怕把事端闹大，激起民愤，只得答应解除长汀城内的戒严，保证梁国斌等人的人身安全和行动自由。最后，他强装笑脸，恭恭敬敬地把梁国斌等人送出门外。

后来，经过新四军军部和支队司令部的再三交涉以及社会各界舆论的谴责，国民党不得不把扣留我方的干部、电台和枪支弹药全部归还，瑞金事件得到了解决。几天之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温仰春同志带着军部的干部、电台来到长汀，大家一见面，心情非常激动，紧紧拥抱，为革命战友的重逢而欢欣鼓舞。

三、坐花轿脱险

1938年春，梁国斌任新四军二支队侦察参谋，随张鼎承、邓子恢率领的新四军二支队，奔赴皖南抗日前线。在离开长汀时，梁国斌的母亲从送行的人群中走出来，站在张鼎承司令员面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热泪盈眶地说：“张主席，国斌能跟您一块革命，我十分放心……”。

张鼎承司令员恳切地说：“老妈妈，你宽心吧！等打完鬼子后我们再来看望您老人家。”

就这样，梁国斌告别亲人，随部队北上去了。

张鼎承率领的新四军二支队从江西的于都乘船，顺贡水到了赣州。稍是休整后，又继续乘船抵达梓树镇，从这乘火车到了玉山，由此徒步行军赴皖南。

梁国斌和罗忠义参谋长带两名警卫员，从玉山乘汽车先到皖南岩寺新四军兵站报到。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新四军军长叶挺，他身穿皮茄克，看上去显得那么英武和坚毅。站在这位北伐名将面前，梁国斌他们不免有些紧张和拘谨。

“你们一路辛苦啦！” 叶挺军长一边亲切地说，一边走过来，和他们热烈握手，那种和蔼可亲的态度，一下就解除了梁国斌他们的顾虑。

叶挺军长仔细地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后，热情地赞扬说：“你们这一路上搞得很好嘛，宣传工作、统战工作都做得这样好，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他告诉梁国斌二支队司令部设在离岩寺二十多里路的潜口。他十分关心地问道：“一路行军，部队的伤病员多不多？”还请梁国斌他们吃了两餐饭。

第二天，梁国斌和罗忠义参谋长来到潜口，为支队司令部的到来做些准备。几天后，新四军二支队全体人马到了潜口，在这里休息、整顿了几天。从此，这支在闽西南坚持了几年艰苦游击战争的英雄部队，转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战场。

到达皖南不久，新四军军部组织了一个“参谋旅行团”到前线去观察了解敌情，这个旅行团由各支队各派一名参谋组成，二支队派梁国斌去了。他们从军部出发，刚好同新四军军分委副书记、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同志同坐一辆车，他是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去联系有关事情的。一路上，陈毅同志和梁国斌他们亲切地聊天，给他们讲在中央苏区打游击的艰苦生活。陈毅同志性情豪放，谈吐畅朗。谈的内容博古通今，知识非常渊博。作为新四军的领导人，他那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开阔胸怀，蔑视一切敌人和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对同志的诚恳、爽直、平易近人，都给梁国斌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摸清情况，回到二支队司令部后没几天，张鼎承司令员又交给梁国斌一个新任务。他说：“你回来的正好，前方情况你们已经侦察清楚了，粟裕同志（二支队副司令员）要率领新四军抗日先遣队，到溧阳一带去执行战斗任务，你送他们通过宣城、湾止的敌人封锁线后，再到高淳地区摸清敌情，那是二支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梁国斌接受了任务就跟着先遣队出发。一路上他向粟裕同志介绍着敌情。不久就在溧阳打了一仗，击毙日军一名大佐军官，炸毁了两辆卡车，首战告捷，给了日寇一个下马威。群众都高兴地说：“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战，新四军的卫岗战斗”，振奋人心。从此“四太爷”（江淮敌占区人们暗中对新四军的称呼）的声威就传开了。许多分散在各地的自发的抗日武装纷纷前来联系，要求收编。

在离南京七八十里的茅山一带，有一团被日军打散的国民党军队，同当地一股青红帮结合起来，号称什么“抗日司令部”，那股青红帮的头头是一片小煤窑的老板，当了“司令”。他们派了两个代表，来找张鼎承司令员，要求给番号，收编他们。张鼎承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梁国斌，要他和参谋吴福海等去同他们谈判。

在一个月高天黑的深夜，梁国斌等人身着便装，穿过南京附近敌人的封锁线，秘密地到了茅山一带，见到了那个“司令”和团长，同他们谈了一天，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当谈到改编问题时，梁国斌按预定方案提出给他们一个相当于团的“独立支队”番号，可他们嫌小，一时谈不出个结果。于是，梁国斌对他们说：“我们党的政策是欢迎一切真诚抗日的武装的，番号问题可以再商量。”最后决定，由那个团长和两名代表随同梁国斌一行回支队司令部，进一步谈判。

离开茅山的第二天早晨，梁国斌一行来到京杭国道公路上的一个集镇。这是一个有上千户人家的大镇，这天又正好逢集，街上的人特别多。这儿是敌占区，驻扎着不少日伪军，在街上时时碰上他们的巡逻队，伪军和便衣汉奸，瞪着恶狼一样的眼睛，凶狠地盘查行人。梁国斌等走了一个晚上，又饿又累，加上连日冒雨跋涉，梁国斌脚上的丹毒发了，走不动路。于是决定到一家茶馆去休息一会儿，吃些东西，同时观察一下街上的情况。

这是一家有好几十张桌子的大茶馆，坐满了人，茶客们三三两两地闲聊着。梁国斌他们找了座位坐下不久，突然“啪啦”一声，我们一位同志腰间插着的二十响驳壳枪掉到地上。这一下子整座茶馆都乱了，人们摸不清梁国斌他们的底细，只听得一片翻凳倒桌的杂乱声，人们喊着“来了！来了！”慌慌张张地涌出门外，奔跑起来，惊动了全街。赶集的，卖菜的，过路的，也都跟着喊：“来了！来了！”乱跑起来。街上又传来一阵阵枪声，情况十分危急，随时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梁国斌一行匆匆掏出茶钱，放在桌上，混在老百姓中间，往街口跑去，想趁着混乱冲出去。可是梁国斌的脚上丹毒发作，烧得滚烫，肿得厉害，一瘸一拐地怎么也跑不快。正在这紧急时刻，突然看见有四个人抬着一顶花轿，在一个拎花篮的人的带领下，慌慌张张地走着。看来是接新娘的。吴福海同志灵机一动，拔出驳壳枪跑上前去，喝道：“放下！”顺手就把那人的花篮挎在自己的胳膊上，又“哗”的一下拉开轿门，把梁国斌扶进轿子，命令轿夫们抬起轿子就走。他们巧妙地混在“迎亲”的队伍中，出了镇门，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脱离了虎口，才让轿夫在一条小河边停了下来。梁国斌下了轿子，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怕，我们是新四军，谢谢你们帮了我们的忙！”吴福海把花篮还给了主人，又给了他和轿夫们每人一块光洋，让他们回去。

过了河，已经是游击区了，梁国斌他们顺利回到支队部。到部队后，首长们又和那个团长谈判，最终谈妥了准备给他们的番号。

 

 

四、建立淮南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8月，梁国斌以新四军军部巡视员的身份，受命从皖南军部驻地出发，渡江到江北地区巡视战斗在淮南津浦路两侧地区的新四军的保卫工作。在这里，他应用积累多年的战斗经验，依靠各级党组织的支持，坚持不懈地组建军队和地方的保卫工作，亲自挑选干部，训练干部，亲自讲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保卫工作人员。

1939年春，新四军军分委书记、副军长项英同志到二支队来视察工作。他了解到梁国斌在中央苏区曾搞过保卫工作，就调梁国斌到军部，准备派他到江北指挥部去搞保卫工作。在去江北之前，梁国斌担任军部教导总队调查统计科长。这时，他在军部见到了来新四军传达党中央、毛主席有关指示的周恩来副主席。

这是梁国斌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同志。第一次见他，是1932年夏在中央苏区工作的时候。当时，梁国斌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福建省分局工作，有一次周恩来同志来福建视察工作，邓颖超同志（邓大姐从总政治部来长汀搞群众工作）带梁国斌去向他汇报工作。周恩来同志亲切地接见了梁国斌，聚精会神地听他汇报了长汀的情况，并且作了许多重要指示。那时候，周恩来留着一把络腮胡子，说话语气坚定而亲切，炯炯有神的目光显得那样深邃，充满着对同志的期待和信任。这次，在新四军召开的党代会上，周副主席在军部给干部们作了几次报告，他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乐彩网17500抗日战争的三个战略阶段，透彻的分析和严谨的逻辑深刻地鼓舞并教育了每一个听众。

周恩来副主席还提出了“二八五团”的原则。什么叫做“二八五团”呢？他提出：年龄在二十八岁以上，已有五年以上斗争经历和团级以上职务的老干部，还没有结婚的，可以谈恋爱找对象结婚。当然要正确对待，不要影响群众，这个原则就叫做“二八五团”。以前，项英是不准干部谈恋爱的，说一切服从抗战，只有打败了日寇，才能谈恋爱。所以，干部们听了周副主席的报告，心里都很高兴，体会到了组织的关怀。正确地解决了个人问题之后，革命的干劲更大了。从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周恩来同志对干部的体贴关怀是多么细心和周到。

1939年8月，新四军政治部指示梁国斌以军部常驻江北指挥部巡视员身份，带着几名干部和参加完新四军党代会准备回江北的支队代表一起，从皖南军部出发，在繁星闪烁的夜幕下，横渡长江，穿过了日寇的封锁线，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从淮南津浦路西到路东，经过一个多月的巡视了解，梁国斌一行深切感到敌后的革命形势生气勃勃，令人鼓舞，和皖南的沉闷空气，成为鲜明的对比。梁国斌把沿途见闻和感受，向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张云逸和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等同志作了汇报。邓子恢同志笑着说：“老梁，到江北来可就不同了！项英同志主张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不敢得罪国民党，因此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壮大我们的力量，建立根据地。这样做，实际上贯彻执行了王明右倾路线。这种搞法并不如项英所说的那样，是为了麻痹蒋介石。恰恰相反，正是麻痹了自己，限制了自己。我们在江北要抵制这种错误倾向，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大胆地、放手地向敌后发展我党我军的力量。”

邓子恢的一席话，解答了梁国斌脑子里的不少疑问，联系到他在二支队时到茅山收编国民党部队那个团的情况，双方已经接洽好了，但项英却不肯批准，反而让给当地国民党去收编，说这是为了“顾全大局”。从而对项英的右倾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指挥部首长和梁国斌具体地研究了江北部队的保卫工作。邓子恢同志说，这里是新开辟的地区，我们到达只有几个月，军队和地方的保卫机关还没有建立起来，暗藏的汉奸、国民党特务、土匪流氓、恶霸和封建帮会活动猖獗，司令部周围更是特务如麻，拼命窃取我军的情报。他问梁国斌：“你看治安保卫工作怎么搞啊？”

梁国斌说：“如果像皖南那样，服从国民党的‘军法条例’这个紧箍咒，就没有办法搞好保卫工作！”梁国斌接着说：“按照那个‘军法条例’我们只准搞军内，对地方上的反革命分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搞破坏，而不能动他们一根毫毛，这怎么能搞好保卫工作呢？中央叫社会部，延安叫保安处，八路军叫保卫部，只有我们叫调查统计科、军法处。我早就向项英同志提出，不要用‘调查统计科’这个名称，他都没有同意。我总觉得，只有把军队和地方的保卫工作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把治安保卫工作做好！”

邓子恢同志听后说，指挥部正考虑着要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应该把军队和地方的保安工作结合起来。

当时，正是“杨、曹逃跑事件”（四支队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腐化堕落，叛变投敌，国民党利用他们反共）和财神庙游击队被缴械之后，四支队一些干部战士思想不稳，要开展部队保卫工作阻力较大。因此决定首先到津浦路东，从新近来的五支队开始，抽调干部，举办保卫工作训练班，培养干部，把部队的保卫工作系统建立起来。

几天后，梁国斌离开指挥部，到路东半塔集五支队驻地举办“路东保卫训练班”，二十多个学员大都是五支队的营教导员，少数几个团级干部和地方干部。当时一个教员也没有，梁国斌就自己担任教员，给学员们讲治保工作的重要性和党的肃反、保卫工作的方针、政策。还请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方毅讲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等。

一个多月后，训练班结业，五支队从支队部、旅、团、营各级都配备了保卫干部。梁国斌回到路西江北指挥部，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法处”。以后，以军法处的名义，陆续又办了几期训练班。到1940年春，江北所有部队的保卫工作都系统地建立起来了。

在不断地对敌作战和反磨擦战斗中，新四军的部队不断扩大，国民党顽固派对此十分害怕，国民党三战区只承认新四军的一、二、三、四支队，其他部队一概不承认，他们以不发军费来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因此，新四军许多部队的给养只能靠借款或打汉奸来解决，显得很被动，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

有一次，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来到军法处说：“梁国斌同志，能不能想点办法呀！部队明天就没有饭吃了。”

刚好梁国斌他们了解到六合县水口镇一个米行老板有通敌行为，梁国斌说：“有办法，打汉奸去！”

当时，在靠近敌占区的地方，地主奸商为了发国难财，勾结汉奸日寇，剥削欺压群众，群众敢怒不敢言。梁国斌带着军法处的几个干部和一个排的战士到水口镇抓住了这个老板，从他家里搞到几百担米，几十只火腿和一些现款，给五支队解决了军粮。 通过一系列的斗争，梁国斌他们深切体会到没有政权的困难，只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才能改变被动的局面。

1940年春，新四军在淮南津浦路东半塔集打退了国民党韩德勤部的进攻，为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条件。这时，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就紧紧抓住有利时机，派了大批干部到路东八县（盱眙、嘉山、高邮、仪征、天长、来安、六合等县）担任县长和半塔直属区区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群众发动起来了，各县的区乡也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地方武装部。5月，路东抗日民主政权“淮南津浦路东抗日联防办事处”成立了，邓子恢同志任主任，方毅同志任副主任，梁国斌兼任地方保安总处处长。以后，淮南路西也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地方政权建立起来后，各种抗日的群众组织纷纷建立，部队的给养顺利地得到解决，显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巨大威力。随着斗争的深入，和当地反动势力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淮南路东原来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反动地主手里还掌握着被打散的国民党小股部队，受恶霸、反动地主控制的青红帮、红枪会等封建势力以及暗藏的汉奸和国民党特务，他们疯狂地进行破坏活动，残杀我们派下去的干部，袭击我们的基层政权。由于我们来的时间不长，虽然建立了各级抗日政权，但还很不巩固，有些县、区的地方武装实际上还是被地主、恶霸分子掌握着。针对这种情况，梁国斌拟了一份电报请示项英副军长，讲到地方上的特务、土匪如麻，反革命活动猖獗，要求把军法处和地方保安处结合起来，加强对敌对分子的镇压，保护新生的革命政权。谁知项英回电，责骂梁国斌“标新立异”，“不照顾抗日统一战线”等等。梁国斌看了电报很想不通。后来，他又请示指挥部的领导和中央代表刘少奇。

邓子恢说：“你提的对，同意你的方案，就这样搞好了。”

刘少奇同志也表示支持。

这样，除了指挥部军法处之外又建立了淮南津浦路东联防保安总处。有了这两个机关的组织力量，才有可能把军队和地方的保卫工作结合起来，统一领导，合署办公，有利于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主动了解情况，保卫军队和根据地，加强对路东反动地主的镇压。

紧接着，梁国斌又组织举办了一个较大规模的保卫干部训练班，主要学习党中央、毛主席乐彩网17500锄奸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党的保卫工作历史，保卫人员应遵守的纪律作风等。这个训练班有几十名学员，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有的是高中、大学毕业的，经过一段时间革命斗争的锻炼，都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训练班时间虽短，但收效显著。

训练班结业时，刘少奇同志还给学员们作了一天的报告，鼓励同志们要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和保卫抗日后方根据地而斗争。他着重指出锄奸保卫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强调了保卫人员的党性修养，指出保卫工作人员经常接触阴暗面更要对党无限忠诚，要有高度的警惕性，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保卫革命保卫党的机密。

少奇同志的报告，给学员们和从事保卫工作的同志们以极大的鼓舞，促进了保卫工作的进展。路东八县保安分处随即成立起来了，保安总处得到充实，加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原来，对国民党的特务很难办，你只要碰他一下，国民党第三战区就向新四军军部提抗议，军部就来电报批评。现在就可以运用淮南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的政权，引用《紧急治罪法》，策略地打击他们。

但是，敌人是决不甘心于失败的，他们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加紧了反抗。路东八县的反动地主、恶霸、土匪和国民党特务暗中勾结，阴谋策划反革命暴动。

1940年7月，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八个县的反动势力，趁我主力部队开赴淮北之时，以为时机已到，几乎在同一天有好几个县同时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疯狂地残杀我们的干部、群众，妄图推翻新生的路东抗日民主政权。

反革命暴动刚发生，江北指挥部和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就指示各地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打击反革命分子，争取受欺骗被胁迫的群众，粉碎敌人的阴谋，并且立即作了平定暴乱的部署。指挥部命令教导队在蒋坝一带阻击匪徒们渡淮河逃跑，五支队警卫营开赴来安，军法处和保安处在天长、仪征、高邮一带镇压暴动。

接到命令后，梁国斌迅速做出决定，通知各县保安分处主任，组织力量，镇压各地的小股暴徒，同时为前来清剿的部队提供情况。整个军法处机关从干部到伙夫、马夫，不管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拿起了武器，只留下两个班的兵力，负责看守犯人，保卫机关。梁国斌亲自带一个连的兵力到天长、仪征、高邮等处敌人势力较大的地区，去镇压反革命暴动。由于中央局和江北指挥部的正确领导，只用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就粉碎了这次路东八县的反革命暴动。这是路东党政军各级机关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方针，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取得的胜利。

镇压暴动后，刘少奇同志对此作了一个指示：自古以来，统治阶级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只要他们的力量还未用完，总是要拼死反抗的，即使只剩下两只牙齿，也会凶恶咬人的。这次八县反动地主武装的暴动，就是反动地主恶霸、土匪头子和国民党特务等残余反动势力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们必须坚决镇压，以牙还牙。

平定了这次反动地主武装暴动，镇压了几百个反动地主、恶霸、土匪头子和国民党特务，就比较彻底地清仓除了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内暗藏的反革命武装力量，革命的政权更加巩固，根据地的党政组织更加发展了。不久，各地的民兵组织和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群众组织都纷纷成立起来了。

1940年9月，日寇集中一万多兵力，分九路向我路东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妄想摧毁我指挥机关，把抗日民主力量消灭。为了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指挥部决定，我主力部队避开与日军优势兵力决战，化成小部队和广大地方武装一道，大打游击战；所有机关、单位和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使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此期间，梁国斌担任了盱、凤、嘉三县的临时地委书记兼独立第三团政委，指挥当地军民的对敌斗争。

1941年5月，梁国斌调任新四军政治部锄奸部副部长，领导全军开展锄奸保卫工作。

1942年初，党派梁国斌到新四军七师地区调查了解项英副军长被杀害情况，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由于敌人封锁，必须绕道南京等敌占区，由于梁国斌曾担任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法处处长兼淮南路东保安处处长，镇压暴动的布告上都有他的署名，名扬远近，南京及附近地区特务、汉奸如麻，所以深入敌占区非常危险。但梁国斌以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毅然前往。行前，他周密地考虑了行动方案，绕道南京到七师地区，胜利地完成了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后来，梁国斌又担任新四军政治部锄奸部部长，新四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五、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梁国斌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

1949年4月，我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突破长江天险。4月23日，南京宣告解放，结束了蒋家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紧接着，我军分路南进，解放杭州和上海。

早在大军渡江之前，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就根据华东局领导的指示，参照接管济南、徐州等城市的经验，着手准备南京、上海等城市的接管准备工作。

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是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华东局陈毅等领导同志的关怀下进行的。1949年初，梁国斌就派出了一批干部，携带电台，前往沿江一带，开展敌占城市的情报工作，搜集敌人防御设施、装备、部署等军事情报，还把审讯战俘，整理缴获的敌档案和文件资料，以及敌占城市我地下党组织获得的敌党、政、军、宪、特的组织系统、“应变部署”等情报资料，分别整理汇编，掌握敌人动向，研究布置进入城市的对敌斗争措施。华东局为了接管上海，组建公安机关，从华东局社会部和华东军区保卫部及解放区南下干部中选调了2000余名公安干部，与4月初集中在江苏丹阳。大家情绪高昂，干劲充沛，日以继夜地学习文件，研究情况，在思想上、政治上和材料上进行准备。期间，有一天，梁国斌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讲到，入城后要对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宪兵、特务人员等办理登记管制工作时，小平同志指示：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政策，注意斗争策略，打击首恶，分化瓦解敌人。对国民党党、团人员的登记，要注意上海的具体情况，此类人员数量大，涉及面广，而我们进入城市后，工作多，精力有限，登记范围可缩小到区分部委员和区队长以上的骨干分子。小平同志让梁国斌将他的意见电报中央社会部。中央社会部采纳了小平同志的意见，使对敌斗争做到稳、准、狠，这在解放初期尤为重要。

5月20日，梁国斌遵照华东局的指示，在丹阳城附近的一座大庙里，召开了公安干部动员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华东局任命梁国斌为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部长，李士英为副部长，以及上海市公安局各处、分局领导人的命令。梁国斌再次强调了进城后的对敌斗争、维护社会治安、维护民族工商业和恢复生产等有关接管的方针政策。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是维护四大家族反动统治，镇压人民的罪恶工具。下设刑警等处，直辖两个警察总队和骑警大队、飞行堡垒大队。警察的武器装备除长短枪、迫击炮外，还有装甲车、小型坦克。各区分设三十一个分局，共有官员、警员、职工、技术人员等25000余人。并建立了庞大的义务警察和严密的保甲制度。此外，还有中统、军统等各系特务组织，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无时不在制造白色恐怖，残害人民。警察局长毛森，是一个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上海解放前夕，他对少数亲信作了“应变部署”后，于5月24日仓惶潜逃。临跑前，他委派在租界巡捕房混事二十多年的陆大公任代理局长，维持残局。

当时，警察局系统我地下党组织，遵照上级党的指示，已作了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部署。特别是市中心区的几个分局，他们组织了“保管委员会”，加强武器、弹药、文件档案的保管，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争取一般员警、职工，各安职守，迎接解放。各工厂、企业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的领导下，组织了“人民保安队”，进行护厂斗争，这对粉碎敌人在覆灭前破坏电厂、水厂、市政交通设施的阴谋，起了重大的作用。

5月27日，号称“东方冒险家乐园”的大上海解放了。当日，梁国斌带领公安接管大军由丹阳进入上海。他带几位同志进入位于福州路的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听取了“打前站”的干部和警察局内部我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邵健等同志的汇报后，决定立即召见国民党上海警察局代局长陆大公等人，向他们宣布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的接管命令。随后，在交通大学大礼堂召开全体接管干部和地下党同志的会师大会。

梁国斌给接管干部和地下党同志逐条讲解《约法八章》和《入城守则》。他深知有些干部长期工作在农村，缺乏城市工作的经验，便反复叮嘱要“针对新解放城市的新情况，研究对敌斗争中可能遇到的重大问题，并要增强政治责任心。”随后，接管干部分别进入警察局所属各单位和各个分局，有条不紊地展开了接管工作。

鉴于上海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城市，公安工作每日每时都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要求公安干部边接管，边工作，不能稍有停顿，要千方百计做到接而不乱。由于进入各单位的接管干部人数少，加之情况不熟，又缺乏大城市的工作经验，因而在工作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梁国斌就要求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要坚持对广大公安干部进行公安工作党委领导，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专门机关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传统教育，在实践中学习，大胆工作，总结经验，分别不同情况，把工作落到实处。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入城后的工作重点是打击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的混水摸鱼，冒名接收，危害人民，捣乱破坏，坚决及时地打击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在接管的头20多天时间，上海发生了50多起重大抢劫案，当场捕获匪徒500余人。九江路上的证券大楼聚集着一批奸商、掮客，他们错估形势，兴风作浪，操纵着上海的金融市场，还四处煽风点火：“共产党打仗有本领，管理城市不行，搞经济更是外行。”于是，成千个银元贩子从他们那里领受“行情”，在南京路等繁华地带沿街叫卖，欺诈百姓，扰乱治安。 接到群众的反映，陈毅等军管会领导要求公安机关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取缔。6月11日，警备部队包围了证券大楼，奸商们还未来得及醒悟过来，就被查获了大批黄金、银元、美钞等，为首分子被依法逮捕。同时，梁国斌通令各分局干警迅速取缔沿街叫卖银元的流氓、“黄牛”。此举立刻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群众纷纷集会谴责不法奸商，拥护人民政府的明智措施。

 

六、福建省第一任公安厅长

1949年7月，我解放大军挥戈南下，梁国斌也奉命率领干部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南下福建。长江支队和华东支队抵达浙江江山新塘边时，张鼎承同志主持召开两个支队的主要干部会议，宣布了中共华东局的决定：成立中共福建省委，张鼎承、曾镜冰、叶飞、韦国清、方毅、梁国斌、伍洪祥、刘培善、冷楚、陈辛仁、黄国璋等11人担任省委常委，张鼎承任省委书记。

福建是国民党军队溃逃的最后阵地之一，也是他们逃台的跳板，情况极为复杂。新任省委常委兼社会部长、省公安厅长的梁国斌，运用接管上海的经验，顺利地领导了福州、厦门两市的接管工作，迅速地建立了革命秩序。

梁国斌同时还兼任省检察长，省委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

1950年10月，他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公安部高干会议的精神，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实行党、政、军、民总动员，党委领导亲自动手，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工作路线，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一大批血债累累的坏分子被抓获。

当时，预审工作十分艰巨和繁重。梁国斌要求大家要学会当“演员”，注意策略：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既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又要讲究预审艺术。他强调：我们是人民的“刀把子”，不能沿袭历朝历代对付犯人的办法，要全面熟悉掌握案情，重证据，不搞逼、供、信，不准打骂、虐待人犯，做到不枉不纵，要稳、准、狠地镇压反革命。每次出席公判会前，他总要认真详细地听取有关人犯的案情汇报，对于一些大要案，他都要连夜翻阅案卷，有时还亲自提审人犯，看看口供是否一致，有否串供。甚至找人犯当面对质：你的口供材料是不是被逼供出来的？看守人员有没有体罚你们？……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一些老同志至今还记忆犹新。

镇反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为人民群众撑了腰，使抗美援朝、海防备战、土地改革、剿匪反霸等工作转入了正轨，全省人民过上了一个太平年。

镇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党中央和中央公安部的表扬。一次，毛主席在听取罗瑞卿部长乐彩网17500镇反情况汇报时，问及梁国斌，对福建镇反运动的战绩表示赞赏，并予以高度评价。

1951年，梁国斌调离福建。尽管他担任福建省公安厅长的时间还不到两年，但他为福建的公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梁国斌奉命调回上海，担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以后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社会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公安局长兼华东公安军政委。

1954年12月，梁国斌调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

七、出任公安部副部长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梁国斌任公安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梁国斌上任后，分管劳改、治安、消防工作。经过广泛地调查研究，迅速熟悉了情况。

梁国斌对劳改工作非常重视，他说，劳改机关是实行专政的工具，即对依法判处徒刑的罪犯实事惩罚，实行强迫劳动改造，这是革命的办法，不让他们吃闲饭，要利用他们的劳动力为国家创造财富，并通过劳动来改造他们的反动思想。

1958年8月，他在河北省第二监狱现场会的讲话中对加强劳改劳教工作提出了要求：

1、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劳改工作能否做出成效的决定环节，也是政治挂帅的先决条件，各地劳改机关，尤其是分散在各地的中、小单位，必须在当地党委的密切领导下工作。在组织上要坚决改变“一长制”，迅速建立“党委制”。在实际工作上，积极主动地向党委请示报告，取得当地党委的领导和支持，才能及时地了解党的意图和指示，更好地组织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号召和决定，才能明确工作方向，动员干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党的总路线的带动下，不断前进。

2、要严肃认真地全面贯彻党的政策。

3、要重视干部深入第一线的经验，必须巩固这项好的制度。

4、要抓生产工作。在切实加强对犯人管教的基础上，应当打破保守思想，组织生产大跃进。

5、进一步挖掘犯人的潜在力量，尤其是对于具有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犯人要设法调动他们的一切积极因素，尽量利用他们的全部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6、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

7、在所有的劳改单位中，都必须注意搞好本单位同周围群众的关系，决不能因为生产而侵占群众利益。

50年代，全国有二千多个劳改单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县级办的劳改，问题比较多，犯人逃跑、生产混乱、违法乱纪。针对这种情况，公安部采取措施，将县一级管理的劳改单位收到省里管理，监狱扩大，犯人集中，管教人员加强了政治思想和业务教育，从而使劳改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小工厂逐步发展成为大的劳改单位。一是大的农场，一是大的工厂（如煤矿、钢铁、机械、建筑材料等）。犯人在监狱里接受改造，一方面改造思想，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另一方面在监狱的工厂、农场中劳动，学会劳动技术，为国家创造财富。有的犯人在改造中表现很突出。如锦州的一个劳改监狱，从上海来的一个叫王灿文的犯人，因贪污被判了死缓，经过管教人员的教育，他端正了思想，运用自己在大学所学的机械知识，发明了真空电炉，添补了我国的空白。薄一波同志在大连视察工作时看到了这种电炉，得知是监狱的劳改犯人发明的后，专门来到锦州看了王灿文。薄一波同志回到北京后，给中央写了报告《锦州机电之花》，毛泽东看后很高兴。后来这个犯人被减刑，提前释放，梁国斌在北京接见了王灿文。

为了总结劳改工作，公安部决定在北京搞一个“全国劳动改造罪犯工作展览会”，罗瑞卿部长、梁国斌副部长亲自审定了这个展览会的方案。

1959年6月1日，“全国劳动改造罪犯工作展览会”在北京正式开幕，于11月中旬结束。展出期间，首都各界人士前往参观，观众达50万人次。朱德委员长在梁国斌的陪同下参观了展览会。展览会充分展示了对劳改罪犯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工作和劳动生产方面的巨大成就，宣传了党的劳动改造政策取得的辉煌胜利。

劳改工作的大发展，是在梁国斌同志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那时，毛泽东对劳改工作很重视，罗瑞卿部长也抓得很紧，梁国斌副部长具体抓落实。贯彻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并狠抓了改造质量，使“成品率（改造后不再犯罪）”达到97%，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当时美国的“废品率（指劳改释放后再犯罪）”为4-5%。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粮食紧张，劳改犯也饿死了一些。梁国斌知道后，要求各地劳改部门积极想办法，他向中央要政策，要求允许监狱种点自留地，尽量减少死人数量。

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梁国斌副部长带领劳改局的同志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广州三水劳改队蹲点，对犯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让他们交待余罪。因为当时有些犯人怀侥幸心理，被审讯中不将全部罪行交待。当时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北京一个劳教化工厂，一名女劳教分子坦白了，没有得到宽大，反而延长了劳教期限。她的一个亲属将此事向中央申诉，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主席说，如果真有这种情况，是一件怪事。要求公安机关进行检查，注意提高劳改干部的领导水平。因此，梁国斌组织有关部门发了一个文件，强调犯人交待余罪不能加刑。对犯人的“社教”运动就在于此。

对于治安工作，梁国斌投入了大量的心血。1959年2月18日至28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的一手抓政治斗争，一手抓同治安灾害事故斗争的方针，研究了在抓好对敌斗争的同时，加强同火灾、交通肇事等治安灾害事故作斗争的问题。梁国斌副部长在会上讲话。会议总结了1958年治安工作的成绩和基本经验，分析了当前治安形势。认为在反革命和刑事犯罪方面，敌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孤立了，因而决定对敌斗争的政策上从宽一些，大策略上放松一些，但不是一切地区、一切方面都松。当前治安灾害事故比较突出，必须抓紧消防工作、交通管理工作，搞好同治安灾害事故的斗争。会议根据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精神，确定1959年治安工作方面要做好四项主要工作：

1、 继续开展同刑事犯罪的斗争，加强破案和群众性的防范工作；

2、 进一步做好对地、富、反、坏分子的改造工作；

3、 大力加强同治安灾害事故的斗争；

4、 加强对人民公社的保卫工作。

3月14日，公安部转发了梁国斌副部长的讲话和1958年治安、消防工作基本总结及1959年工作安排，要求各地公安机关结合当地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梁国斌很重视消防工作，他多次强调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做好消防工作的重要性。他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公安业务可能会取消，可消防工作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他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机关的领导，务必充分重视消防工作。强调消防工作要以“预防为主”，工作要做在事故发生之前。在消防工作中要坚决贯彻执行“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公安工作总方针，要在社会上广泛宣传防火救火的责任感。公安部门要建设一支思想和业务过硬的消防队伍，不仅要考虑到和平时期，还要考虑到战时的需要。消防队伍要专业化，要实行义务兵役制。这支队伍要向解放军学习，坚定正确的政治思想，练就过硬的专业技术。

梁国斌非常重视消防装备建设，要求消防单位加强科学研究，提高消防器材的质量。他亲自率消防工作组到上海整顿消防器材厂的工作，为全国加强消防器材的管理和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梁国斌担任公安部副部长期间，还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公安部监察组组长。

1964年初，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为团长的中央工作团（由中央各部门抽调700余名干部）到贵阳市进行城市“四清”运动，中央从公安部抽调梁国斌和孙振（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公安部监察组副组长）等人参加工作团，并任命梁国斌为工作团副团长。

梁国斌等人随同钱瑛团长到达贵阳后，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委等部门抽调的干部组成贵州省委“四清”办公室，孙振同志任办公室主任。但到贵阳不久，工作就遇到很大阻力。贵州本来是个穷地方，贵州省委为争取中央和毛主席去贵阳开会，正组织庞大的施工队伍在花溪大修招待所，不少建筑材料都是从香港和国外进口的。工作团派人了解情况后，发现不少问题，即向省委提议：马上停工。可是当时的省委领导采取白天停工，晚上加班突击施工的办法应付中央工作团。随后，又发现了省委主要领导为自己修别墅的问题。在装修别墅中，从香港进口的卫生设备，从菲律宾进口的木材，床垫是用鸭绒做的，十分讲究。别墅已基本修好，只因工作团到了贵阳，他本人也不好去住。后工作团将此别墅作为典型公开展览，请工作团同志前去参观。

调查中还发现这位领导下乡时前呼后拥，秘书、警卫员、炊事员一大群，吃的东西、连厨房用具都带上。汽车一大串，浩浩荡荡，脱离群众，影响甚坏。省委主要领导官僚主义严重、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大搞楼堂馆所。上行下效，贵阳市委主要领导也上行下效，经常在“花溪”钓鱼玩耍，吃吃喝喝，生活腐化，搞得贵阳市乌烟瘴气。干部钓鱼、跳舞成风，连省公安厅也修大礼堂、游泳池，买地毯、沙发、桌椅一大堆，讲排场，搞铺张浪费。

经调查了解后，工作团认为贵州省委、贵阳市委领导班子问题比较严重，即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决定改组贵州省委 ，将省委主要领导撤职审查。任命：西南局书记李大章同志兼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钱瑛同志任第二书记 ，西南局监察组组长陈刚同志任第三书记，梁国斌同志任贵州省委书记 。对贵阳市委主要领导拘留审查（后改为逮捕），贵阳市委组织部长、市公安局长撤职审查。

梁国斌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后，分管全省的政法工作。那段时间，工作特别繁忙，梁国斌身体不好，经常犯病，呼吸困难，严重时要输氧，影响睡眠。但他对工作认真负责，雷厉风行。同志们劝他不要搞得太紧张，要注意休息，但他闲不住。他重点抓了贵阳市公安局整顿工作，亲自到贵阳市公安局做动员报告，一方面要市公安局整顿好领导班子、带好队伍；另一方面要搞好贵阳市的社会治安工作，保证不出大问题，确保“四清运动”的顺利进行。他经常听取贵阳公安局的工作汇报，对一些重要问题亲自过问，还带着秘书深入到基层派出所了解情况。

八、“文革”中饱受磨难

1965年，梁国斌又调回上海工作，担任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主管政法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降临，一大批忠心耿耿的老革命莫明其妙地被“革了命”。运动伊始，梁国斌就被各种类型的造反派拉来拖去，轮番批斗，攻击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梁国斌一天天消瘦下去，开始吐血、昏倒。一天，他在街头看到“打倒陈毅”的大字报时，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回到家里泣不成声：老军长啊，过去我保卫您多少年，今天怎么连您也要被打倒呢？！……

厄运一天天逼近。终于，秉承江青旨意的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分子张春桥首先发话：“梁国斌是刘少奇、罗瑞卿埋在上海的定时炸弹，这个人很坏”。原来，梁国斌在任期有两件事得罪了江青。一是：1954年有一封密告江青的匿名信，主要内容是揭发江青三十年代胡作非为的丑事，经中央领导和公安部长批示：着梁国斌同志查办破案。梁立即研究布置侦察处长具体办理。不久，中央调梁国斌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副检察长，再未过问此事。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诬陷梁国斌整理她的黑材料。另一件事是：江青的哥哥李X，经常带一个不明来历的妇女出入中南海国家首脑机关住地，保卫人员为了保卫国家机密，为了中央首长的安全，需要查明那个妇女的身份历史等情况，但此事比较棘手，一般同志不敢承担，但梁国斌忠于职守，坚持要查清。江青说是梁国斌企图整她，干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行动。

接着，林彪、江青也表态：“公、检、法要彻底砸烂，上海公检法是黑的。”一时间，杂志、小报、大字报上所有梁国斌的名字都被倒过来打上红“X”。

于是，“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公、检、法头头”等大帽子纷纷飞到梁国斌的头上。各种类型的造反派把他拉来拖去，轮番批斗，我一连几个月没有见过他的面，直到公安局被夺权的那天，我才在一间混乱噪杂、烟雾腾腾的房间里见到他。只见他疲惫不堪，路也走不动，气喘的很历害，实在坚持不住时，就扑到窗口吸几口新鲜空气。由于我也是批斗对象，虽然好不容易见到他，却不能讲一句话。他的身体越来越糟，有时他们几天几夜不让他睡觉，累得吐血昏倒。到了这种地步，他才被允许回家睡上一晚。难得的见面，我很希望多和他谈谈，但他瘫倒在床上，吃力地说：“我实在不能动了，几天没睡，让我睡一会儿吧”。

我含着泪走出去，想让他安安静静睡个好觉，谁知天刚亮，人又被拖走了。

一次造反派给我挂上“梁国斌臭老婆”的牌子，拉到台上批斗。忽然在一片混乱喊叫声中，我听到一阵熟悉的喘息声，转头一看，只见梁国斌也挂着牌子被强行按在地上。我们彼此看了一眼，但我永远忘不了他那痛苦、愤怒的眼神。批斗会刚结束，他立即严正地向造反派提出：“我的事情由我负责，和沈爱萍没有关系，你们不要去搞她”。但是在那个年月里，哪个革命干部和他们的家属能够逃脱林彪、“四人帮”的魔掌。我被隔离、批斗、剪去了头发。孩子们有的被关进“牛棚”，惨遭毒打；有的作为“反革命子女”被迫改行，驱赶到偏远山区。

“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做法，使跟党干了几十年革命的梁国斌无法理解，多少老首长、老战友被批斗、打倒，他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愤怒。

林彪、“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残酷迫害广大公安干警，他们诬陷梁国斌“侦控、窃听林彪”，“整江青黑材料”，歪曲事实给他扣上“山东黑调查的罪魁祸首”等吓人的罪名。 所谓“侦控、窃听林彪”完全是捏造的假案。1965年梁国斌曾召开过一次会议，给公安局的干部布置国庆保卫工作。他们却编造为“1965年梁国斌召开黑会，布置如何窃听、侦控林彪”。他们又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把业务工作上用的录音带假造成林彪和林立果的讲话录音，把天主教的祷告说成是林彪在做报告。这一盘盘假造的录音带就成了所谓“铁证如山的罪证”。江青讲：“公检法不彻底揭开盖子不得了，到处安窃听器，要彻底砸烂。”张春桥讲：“侦控问题很重要，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他们就是这样制造假案，陷害公安战线一大批领导干部和公安人员。

所谓“整江青黑材料”完全是颠倒黑白。毛主席、党中央曾交办过一个“匿名信”案件，要华东公安部负责调查。梁国斌接到这个指示后，仅仅向有关同志布置了任务，不久就调离上海，工作由上海市公安局负责进行。此案查清后，上海市公安局立即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汇报，有关材料密封。这个工作完全是正确的。可是江青心怀鬼胎，生怕这些材料透露出去，她说：“上海公安局最坏，整了我两箱子黑材料。”于是，“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大打出手，妄图把所有了解她三十年代底细的人都置于死地。

所谓“山东黑调查”实际上也是经过党中央批准进行的。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为了做好中央首长的保卫工作，梁国斌根据中央的精神，布置山东省公安厅对江青的哥哥，特务、反革命分子李干卿的政治历史问题进行调查，有关情况如实上报。这本是公安干部应尽的职责，是公安机关正常的工作，但却被“四人帮”诬陷为“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陷害江青”。

他们把这三条罪状压在梁国斌和广大公安干警头上，一时黑云压城城欲碎，造成了千古奇冤。

1968年2月24凌晨，天刚蒙蒙亮，我们全家还在睡梦中。突然，几个军人粗暴地闯进来，高声喝令：“起来！起来！跟我们走一趟！”

梁国斌明白了，他镇静自若地穿好衣服，摘下手表交给我，并郑重交待说“可能我一时回不来了，有几句话要跟你讲清：第一，我不是反革命，不会反党反毛主席；第二，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如果有人说我自杀了，你们不要相信；第三，无论家中多么困难，你们要给我的老母亲寄钱。”话还未说完，他就被连拉带扯地塞进汽车押走了。

可是梁国斌那曾想到，他那可亲可敬的老母亲－－被当地群众称为“革命的老妈妈”，也没能幸免于难。当年，她承受着游街示众的屈辱，冒着生命危险支持儿子投身革命；而如今却因为儿子，又遭到残酷的迫害！为了搜查所谓的“秘密材料”，不仅家被抄，墙被拆，地板被掘开，甚至瘫痪在床时也被拖出去在阳光下曝晒。

梁国斌被秘密关押在北京一处阴暗潮湿的牢房中。每日两餐，每餐只有两块干瘪的窝窝头，三片咸白菜根。不闻鱼肉味，不晓日和月。

1969年底，我突然接到了去北京探望梁国斌的通知。刚到北京，就有人凶恶地交代：“梁国斌是作为敌我矛盾审查的，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劝他交待问题。他现在患了肺癌，顶多再活半年。见到他不准哭天喊地，不准询问案情，不准讲外边的事。”接着，又对我儿子说：“你父亲在你出生前就犯了罪，你在北京工作，以后这个地方不准再来，如果偷偷来，我们要`按违纪处理。”

哪个人听到亲人生命垂危能够平静！晚上我蒙在被子里偷偷哭了一夜。第二天我和孩子们怀着无法形容的心情，跨进了关押梁国斌的病房。我强忍着泪水望着他，几年不见，他老多了，瘦多了。他看着我和孩子半天讲不出话。这边站着看守，那边坐着专案人员，紧张的空气令人窒息。我们除了问问病情，谈谈每个孩子的情况，什么也不能讲。最后他说：“我干了这么多年公安工作还不懂党的政策吗？我们党历来主张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不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我相信党，问题一定能搞清楚。不管给我做出什么结论，你们都要跟党走。”

短暂的会面结束了，但就是这个会面也是林彪、“四人帮”策划的。后来国斌告诉我：“叫你们来看我是他们的阴谋。你们走后，他们就威胁我‘你要为家属、子女的前途着想，你成了反革命，他们就是反革命家属。’在精神上折磨我。”

“四人帮”打倒后，我们才知道，国斌的病根本没有经医院会诊，只是草草检查了一下，就把肺结核定为肺癌。由于做了右肺钴放射治疗，使肺部病变加重，形成空洞，造成大量咳血，结核菌扩散引起胸椎结核，长期不能弯腰，不能吃，不能睡，体重下降到40公斤，躺在床上不能动。张春桥、吴法宪一伙知道后，指令专案组：“梁国斌不行了，决不能让他把材料带到棺材里去。”“赶快提审，把口供搞出来，死了就搞不到了。”

于是，专案组在梁国斌病重时非但不给他治病，反而更加残酷地折磨他，每天十几、二十几个小时不间断地审讯逼供，连续四十多天。那时梁国斌因肺部放射治疗，每隔两小时就要服药止痛。他要求休息片刻，专案人员却咬牙切齿地指着他的鼻子狂吼：“我们代表组织向你宣布，现在不是要你这个人，而是要你的口供！”

梁国斌瘦弱的身躯垮了，高烧、咳血、胸中撕裂般疼痛。非人的折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使他不久又得了膀胱癌，而且已是第二期了，生命岌岌可危。

梁国斌病重的消息终于被敬爱的周总理和叶帅得知，他们连夜指示要尽快抢救。周总理还专门指派著名的医生为梁国斌动手术，并让我们立即赶到北京。手术前，叶帅还打电话到医院询问：“手术动了没有？要抓紧。家属到了没有？”

手术成功了，梁国斌获救了，但“四人帮”仍将他关押，继续迫害。由于长期与世隔绝，梁国斌连话都说不连贯，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认识了。女儿前去探望，他把她当成是未见过面的儿媳妇。他在精神上、肉体上遭受的严重摧残，难以言表。可是，这些丝毫没有动摇他坚强的革命意志。 眼看在梁国斌身上捞不到什么，“四人帮”不得不于1975年对他宣布解放，但他们仍不肯轻易放过他，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均无结论，留了个很长的尾巴。张春桥说：“这些案子是我亲自交办的，难道都是假的？不能一风吹。”

马天水心领神会：“这些问题还要继续搞，角角落落都要查！”

九、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尽管“解放”是徒有虚名的，但梁国斌毕竟又恢复了党籍。他渴望为党工作，哪怕是最平凡的工作。他激动地写下了“……愿为革命拔根草”的诗句，表达自己要求工作的强烈愿望。但这却被“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诬蔑为“对现实的不满。”“四人帮”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爪牙在大会小会上都旁敲侧击梁国斌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扣发的工资补发后，梁国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交纳党费。有人问他：“怎么交这么多？”他说：“这些年我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机会，已经很痛心了，多交一些对我也是一种安慰。”

梁国斌对自己的老战友、老同事感情很深，努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关心他们的遗孀和子女。当时，许多战友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家属们生活困难，他主动在经济上资助他们。

1958年2月他调到公安部工作，当时我们住在公安部大观园宿舍，陈龙副部长一家和我们是邻居。陈龙副部长因身体不好，在家休养。梁国斌多次到家中看望。当年10月，陈龙副部长因病不幸逝世，大家的心情很悲痛，陈龙同志年仅48岁，却英年早逝。陈龙同志的爱人余海宇难以承受这个悲痛，情绪很长时间都不能恢复。梁国斌得知后，很关心海宇同志，多次安慰她。并说我要下基层搞调查研究，你和我们一起去吧，不要老在家闷着。这样，海宇同志随着梁国斌任组长的公安部西南工作组到四川等地调研，同行的严佑民、于桑、席国光、张之轩等陈龙同志的老战友都对海宇同志予以关照。四川的赵苍璧、秦传厚等老同志也热情接待。这一切，海宇同志至今难以忘怀。

十月春雷震撼神州大地。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给梁国斌同志彻底平反，推倒了“四人帮”强加给他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梁国斌重新担任领导工作后，尽管他身体虚弱，但精力却超过年轻人。每天，他拼命学习和工作，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长期缠身的病痛，认真学习党的文件，经常带病出席各种会议，希望继续为党多作点工作，为四化建设多出点力。他身患多种疾病，行动不便，可他坚持要别人扶着他开会、上班。实在累了，就打开录音机，一边打着拍子，一边随着哼起《送郎当红军》、《长征组歌》、《新四军军歌》等革命歌曲。每当此时，他都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那难忘的一幕：他陪同周总理看《长征组歌》演出时，总理情绪激昂地跟着演员们一块唱，并对梁国斌说：“老梁啊，你也要学着唱。”一想到这些，梁国斌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他还常常吟诵起陈老总那首著名的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1979年，邓小平同志接见了梁国斌，亲切的话语、诚恳的鼓励，令梁国斌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在默默地描绘着“四化”的蓝图，更加勤奋地不停操劳着。他感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就抓紧时间撰写回忆录，准备为党史宝库留下一些真实资料。当他写到在新四军工作的那段历史时，多次提到一位“中央代表”，字里行间洋溢着敬仰和爱戴之情。他多次郑重地交待子女们：“总有一天他的名字会重现天日的。历史不容篡改，相信我们党会为他平反的。等到那一天，如果我不在了，你们一定要帮我把这个‘中央代表’的名字写上，他就是刘少奇同志！”

但是，当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喜讯传来时，梁国斌已处于生命的最后一刻，再也听不到人们报喜的佳音了。

1980年3月5日，梁国斌同志与世长辞，年仅70岁。

十、我的良师益友

我和梁国斌是1939年初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相识的。

我的祖籍是江苏无锡。1920年8月，我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一名轮船工人，在我4岁时就病故了。母亲带着我们姐妹4人，艰苦度日，3个姐姐很小就进工厂打工。我11岁时也进了一家香烟厂包香烟。1932年因母亲病故，几个姐姐让我白天留在家里料理家务，晚上进夜校学习文化至高小毕业。我15岁考进美商海宁洋行包糖果。

1937年“7?7”事变后，我受到了工厂地下党员的教育，提高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我经常帮助他们携带宣传品进厂，参加了一些抗日救亡的活动。

1938年，皖南新四军军部要成立抗大式的学校，经地下党组织的介绍，我于1938年9月加入了新四军，编入教导总队女生八队学习。同年11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初，我去教导总队政治处看望早我入伍的上海工友陆利行同志。在我们边吃花生边聊天时，进来一个男军人，他和陆利行很熟，说了几句俏皮话抓了一把花生就出去了。陆利行告我说，这个人是调查统计科长梁国斌，是一个老革命。

经过9个月的学习后，我被分配到津浦路西的新四军四支队工作。半年后，因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新四军加紧进攻，我被撤回分在支队战地服务团工作。

1940年初，由于形势紧张，加之我脚上生冻疮，不能随部队上前线。我被转移到津浦路东，担任江北指挥部副官处文化教员和党支部组织委员。

1940年5月，我在半塔集上行走，路遇政治处主任张树才和军法处长梁国斌迎面走来，我向他们行礼。过后不久，组织上把我调到军法处任文化教员，还要我经常向梁处长汇报工作。

5月的一天，梁国斌突然向我提出结婚要求。他说，从第一次见面，我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离开军部去江北四支队之前，他问陆迅行（陆利行的姐姐，女生队的排长），江北有你的好朋友吗？帮助我介绍一个对象。迅行向他提到了我。我说，相识时间很短，互相还不了解。他说，战争年代环境艰苦，不可能恋爱过程太长。后来，经邓子恢政委批准，我们于1940年6 月结了婚。

我和梁国斌共同生活了四十年，他对己、对我、对子女生活要求很严格。在战争年代，因部队执行“二八五团”制度，他要我俩实行周六制：即平时生活各自住自己的宿舍，周六住在一起；吃饭，他吃细粮（他是领导），我还是吃自己的粗粮；刷牙时，他用牙膏，我只能用牙粉。

梁国斌生活简朴，严于律己，作风廉洁。有一年，他去湖南搞调查研究。临走时，省委政法委书记徐启明送了两箱咸鸭蛋给他，他以为是省里送的，让工作人员送回去。陪同他的公安部三局局长石广平解释说，这是徐启明同志自己花钱买的，以表老战友的情谊。在大家的再三劝阻下，他才收下。

还有一次，梁国斌到湖南省君山，有人介绍当地的茶叶比较好，问梁国斌买不买，梁说买一些吧。卖茶的给称了一斤，付钱时梁国斌问多少钱一斤，当听说是一百多元一斤时，他忙说我可不买这么贵的茶，结果只买了一两茶。

长期以来，梁国斌工作繁忙，与子女们相处的日子很少，但他却见缝插针，给子女们讲形势，讲党的传统，言传身教，使膝下的5个子女感受到炽热的父爱，在严格的家教中他们受益匪浅。

“你们干部子弟不能搞特殊，要说特殊，就是应该比别人更加努力工作和学习，更加艰苦朴素。”他常告诫子女们。

中央颁布“高干生活待遇条例”后，梁国斌所办的首件事就是召集全家人开会，让一家人检查一下是否有“特殊化”之处，并让秘书、司机帮助监督执行。

孩子们年幼时，有一位叔叔让他们每顿饭前要搬三块砖方能吃饭。梁国斌知道后连连称赞：“这个办法好，从小就要劳动嘛！”

我们的子女多，他们的衣服总是兄姐穿小了弟妹再穿，衣服上常打着补丁。有一次，老五发起牢骚：“人家都不理解我，说一个干部子女怎么也穿这么破旧的衣裤。”

梁国斌听罢拍拍他的脑瓜，笑着说：“你告诉他们嘛，等全国人民都穿上了好衣服，我也穿吗。”

他发现老二自己纳鞋底做鞋，非常高兴，要大家都向她学习。

梁国斌常对我们说：“钱是一种好东西，也是一种坏东西。不注意的话，它就会腐蚀你。我的工资高，更要注意这个问题。”

在国家困难时期，他带头执行中央的决定，扣减了自己的工资。后来他又主动要求再减工资。

家中规定，给子女们的零用钱，念初中的每月5角钱，念高中的1元钱，念大学的3元钱。当时我们的孩子们都住校，为了节省车费购书，周末回家常常不坐车，徒步20多里路回家。梁国斌对此很赞成，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梁国斌还经常教育家人，永远不要忘记人民的哺育之恩。每年正月初一，他都要例行开个家庭会，给大家讲国内外形势，讲党史、家史，要求子女们订出新年的学习计划。这已成为“家规”之一，子女们开玩笑称之为“初一训话”。 梁国斌还极力鼓励子女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练自己。有一年子女们放假，他自己帮忙联系，让他们到连队去当一个月的兵，并关照部队一切从严要求，这样子女们便与战士们一道摸爬滚打、站岗放哨，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小女儿要去边疆工作了，临行前，梁国斌语重心长的对她说：“我参加革命离开家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当时只有你奶奶站在墙头看我离去，直到我走了很远，还看见她站在寒风中……这情景常在我脑子里闪现。18年之后，我才见到她老人家。现在你去边疆工作，不要指望人家敲锣打鼓欢迎你。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在边疆磨练自己。”

梁国斌还常以我俩当年在战争年代简朴的婚礼为例教育孩子们，婚事不要大操大办，一定要从简。我们的老三结婚时，他亲自主办了“结婚家宴”－四菜一汤。他说，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化的婚礼。

平时，梁国斌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不准孩子们看发给他的文件，也从不在孩子们面前谈及工作范围内的事，他一向认为：“不该让孩子们知道的事，就不要让他们知道；不该让孩子们享受的，就不要让他们享受。”

在梁国斌的严格要求下，我们的孩子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勤奋地工作着，当梁国斌得知几个孩子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非常兴奋，拉着他们的手说：“我们家有6名党员，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现在我们不仅是父子关系，而且还是同志关系了，希望对我的缺点也提出批评。”接着，他又告诫孩子们：“你们不要骄傲，不要把入党当成是一种荣誉，要成为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新起点……”

梁国斌对党对人民无限热爱，赤胆忠心；对敌人英勇机智，嫉恶如仇；对同志襟怀坦白，关怀备至；对工作满腔热情，高度负责；对自己严格要求，艰苦朴素。他的一生是无产阶级坚强战士的一生，他为了保卫党、保卫人民，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是永存的。

梁国斌离开我们已经23年了，但他永远活在我和孩子们心中。